2010年3月30日

港男與高登

前陣子接受了號外;雜誌的訪問,談兩性問題.
文章還未看過,自己講過什麽大抵還有印象.

今晚無端收到友人的電話:
"喂!你系咪o向號外講過做大事的男人不會上高登討論野呀?"
我話: "系呀,我講過好多次啦, o羊事?"
友人: "你宜家比人插緊呀!"
我話: "是但啦,成日都插架啦.我又唔會上去既,由kui地講lor."
友人: "總之你有講過唔系人亂寫就得啦!"

我話: “系呀.”

挂了線,對那位朋友有點失望. 當然他是出自好意, 但一個八卦的男人, 總得扣點分數.

做大事,何為做大事? 主觀標準,概括地說, 我相信一個Morgan Stanley的VP, 應該不會上高登. 我相信一個忙於擴展自己事業版圖的老闆仔, 應該不會上高登. 我相信立法會議員, 應該不會上高登.(上去打聽民意還算情有可原.)

事實上,我從沒有一個朋友(如大學同學,非公事而認識的朋友)會上高登,所以可能我不明白高登男到底是哪一類人, 但看在高登人的行為,就是一推諸事的人訴說諸事是非,討論著沒有take-away的討論,不是無聊費時是什麽.(有空餘時間的話,不如找朋友聯誼,做做運動,增值自己,不是更好?)

就我這次”號外事件”正好說明了這個事實: 我在號外雜誌講了一句觸動了高登男神經的說話,他們就千辛萬苦要討伐我. Come on! Who am I? 我只不過是一個你們討厭的人. 一個你討厭的人說了一句不中聽的話,so what? Move on! 別那麼小家,吱吱咋咋地說三道四.

我絕對尊重各位高登男的言論自由,只是我對你們的討論一點都不感興趣,同時不明白為何你們對我的言論這麼感興趣.

唉,愛之深責之切,心底裏,我都好想見到港男進步,而我用的方法就是鬧.

2010年3月22日

考慮負所得稅解決「在職貧窮」

由最低工資立法引起勞資爭拗和矛盾加劇，昨天到政府總部遊行的工人，要求政府盡快立法，並把最低工資水平訂於時薪三十三元，但這訴求顯然會遭受僱主一方反對。事實上，靠最低工資立法並不能解決「在職貧窮」問題，立法只會令最需要援助的老弱工人生計更為艱難，甚至連就業機會都遭受剝奪。面對社會貧富分配不均的殘酷現實，我們認為，政府應該認真考慮，透過所得稅的機制改善社會資源分配的矛盾，協助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，走出「在職貧窮」的困境。

最低工資立法帶來不良後果，西方經濟學家做了不少研究論證。本來，立法的原意，是希望使貧窮的勞動力得到起碼的收入，但效果卻適得其反，最需要援助的老弱的工人，偏偏陷入更糟的境況，因為他們很難在勞動力市場找到就業機會。事實上，在經濟擴張期，勞動力市場以「賣方」為主，僱主一方在「利潤與銷售掛鈎」的前提考慮下，對勞方的薪酬要求，會勉強接受，雙方的矛盾還相對容易解決。然而在經濟收縮期，勞動力市場以「買方」為主，僱主一方在「利潤與成本掛鈎」的前提下，很快大刀闊斧裁員減薪，勞動力在這艱難時期，生計變得雪上加霜，而最低工資立法便成為老弱一群工人的「催命符」。這顯然不是社會希望看見的後果。

已故經濟學家佛利民（Milton Friedman）所提出「負所得稅」的構想，是透過所得稅機制來解決「在職貧窮」問題，並且讓受助的人還保持自食其力、努力改善自己生活的激勵。這個方法的基本思路並不複雜，原理是透過稅收機制，補貼窮人的收入，而補貼的數額，就是窮人未曾使用的所得稅「減免份額」部分。舉例來說，假設四口之家有五萬元的稅收減免，如果這個家庭的稅前收入為五萬元，便分毫不用交稅。若收入高於五萬元，扣除這免稅額後，便需按收入以應繳的稅率納稅。

但如果收入只得四萬元，則一萬元之數便成為「負應納稅收入」。在目前的稅制下，這筆未使用的「稅收減免」，對窮人完全沒有任何好處，然而在負所得稅制度下，貧窮的家庭將可得到按稅率計算的補助，補助金額則按所定的稅率計算；而負稅率的釐定，則可考慮香港的情況分級和向下累進，使愈貧窮的人愈能得到生活所需的資源和協助。

可以說，負所得稅制度既可確保最低收入，同時亦可避免福利制度的若干缺陷，因為援助的標準，是以「收入匱乏」為圭臬，這可以在申報表中清楚反映，而非以老年、殘疾、單親或失業等作給予援助的准則，雖然這些特徵經常與貧窮分不開。目前綜援計劃所暴露的問題，是援助資金的分配準則和機制容易受到濫用，一些老老實實的窮人往往未能得到及時的救濟，反而狡詐的人得到更多和逾份的金額援助，甚至有領取「綜援」勝過工作的想法，完全依賴政府救濟，弊端叢生。當然，亦有不少窮人自食其力，千辛萬苦工作，唯恐領取「綜援」的標籤令子女抬不起頭來。

向窮人源源免費供應魚食，與停止救濟，只教導窮人去釣魚覓食，做法同樣帶有極端性。負所得稅其中一個優點，是透過貨幣的形式，並以「收入」的客觀準則、不以人格為標準向需要者提供支援，這樣一來，窮困的人在貧乏之時得到援助，同時亦負起自己可承擔的福利狀況責任，保留自食其力的習慣和行為。如今貧富不均局面激發社會矛盾盪漾，勞資衝突加深，而最低工資立法，只會把最需要援助的人推向更艱難的境地，遭勞動力市場「弱肉強食」。因此，要真正解決問題，透過稅收制度入手，不失為可行之策，值得政府認真考慮。